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5部获奖作品以得票多少为序，排在首位的是杨志军《雪山大地》。这是杨志军继畅销书《藏獒》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将目光投注回青藏高原旷天大野，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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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杨志军作品第二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他的《藏獒》曾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谈及《雪山大地》，杨志军说：“我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不仅仅是他们的收入增加，也不仅仅是我们在辽阔的草原牧区建起了一座可以定居的城市，而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心路变迁史。”
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又在青海生活了差不多40年，“差不多”的意思是其中有几年他在陕西当兵。“是草原牧区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杨志军透露，《雪山大地》创作出来，交到出版社后，终审老师看了，直言这是一部“感恩之作”。“我觉得一语中的。我感恩雪山，感恩生活，感恩草原牧民，我的回报就是不断地写出有关青藏高原的作品。”
创作谈
杨志军：我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
在当下风格多样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写作并不多。在我看来，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譬如我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着生命危险的“护校”任务结束后，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其时她正在河南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同去海外；要么西上比传说中更荒凉的青海，跟已经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过多犹豫，选择了后者。
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所以父辈们的“故乡”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地广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使这里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的关系异乎寻常的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战胜自然的荒凉和条件的落后。“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处处温柔，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气，终其一生都在父辈们中间氤氲缭绕。我的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区，目的地便是不断迁徙的帐房。他在那里学藏语、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他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一切的属性，包括牧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采访或蹲点结束后，无以回报的他总是会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他住过的帐房在他的脑海里如星斗般分布，虽然稀疏，却熠熠发亮，可以说黄河源有多长，他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我迄今还会清晰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说着扎西德勒，把风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放在了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我们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我们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然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嘴里，每回都这样。此后20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我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请她的同事们给予治疗。每次母亲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而久之成为心中的亮迹或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来，我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我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有了工作而能照料亲朋好友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在辽阔的草原上不断延伸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医疗呢？偶尔，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我家的牧人也在挑选东西，她才反应过来：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父亲最终死于肺心病，也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许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也都是因为环境对生命的制约。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没有死，因为他们是在人心里播撒种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几乎所有事业的拓荒者。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创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座城镇，他们培养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人才，让现代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捧着好日子的模样和未来的景象，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寻到底。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印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侵蚀成荒丘的生命，在多年后开出了比初次绽放还要艳丽的花朵。
正是有了父辈们的不断“扎根”，才有了我们，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归属感。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涅槃，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经历着从外貌到心灵、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而最大的变迁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在脱离既往的生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的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破土萌发，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巨变，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沧海桑田”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风貌亦恰如其分。
在西宁，我住的小区里有一多半是藏族同胞，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进出小区，我都会高兴地说一声“乔得冒”（你好），脑海里会浮现20多年前当我知道某个草原乡的牧民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时的惊讶。惊讶之后的好几天我都在追根溯源，发现长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导致的营养严重不均衡，正是罪魁祸首。现在好了，出门就是大超市，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可以便捷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有一段时间，小区门外的路边公园里天天坐着一个戴着酱色礼帽的黑脸膛老人，我跟他聊起来，没说几句他就问医院在哪里？还说在家乡拉乙亥的时候他知道看病的地方，隔三差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两年多，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我说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齿嘿嘿笑了。后来我意识到，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打听医院，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惬意，连医院都不用去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延长，这样的变化一时看不出来，却是真正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日子好了，生命也更美好了。
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我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我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獒》中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寻求人被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本真；在《无岸的海》中思考爱恨情仇对“人”的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讨音乐熔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的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我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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